“控辩双方，对刚才的陈述，还有补充意见吗？”
李明远微微摇头：“没有补充。”
张伟也平静回应：“没有补充。”
“咚！”
法槌再次落下，声音清晰。
“根据庭审程序，现在进入第二环节，法庭调查。”
审判长的声音变得更加严肃。
“首先，由上诉方及其辩护人，就二审阶段需要补充的新证据进行出示，或对一审证据提出新的质证意见。”
这话一出，法庭内所有人的目光，包括直播间里无数双眼睛，再次聚焦到张伟身上。
张伟深吸一口气。
公诉人的反驳，确实精彩，几乎封死了所有常规辩护的路径。
但他以为这就结束了？
这才刚开始！
“认知鸿沟”不过是开胃小菜，真正的好戏，现在才要上演。
张伟神色不变，从容地从公文包里拿出几份文件和一个移动硬盘。
他没有急于开口，而是先将文件和硬盘通过法警，有条不紊地递交给书记员。
书记员接过，随即分别呈送给审判席和公诉席。
“审判长、审判员，”张伟的声音透过麦克风，清晰而沉稳地传遍法庭，“辩护人在此，向法庭提交三组新证据。”
他的目光平静地迎向审判席。
“第一组证据，也是本次辩护的关键证据：移动硬盘一个，内含关键监控录像。”
张伟简洁地介绍了录像内容：一是农资经营部长期违规用废弃饮料瓶分装剧毒农药销售，二是赵王氏在该店购买旧冰红茶瓶分装的“敌杀死”农药的全过程，且无任何特别告知和警示。
“这组录像证据，直接关联涉案毒物来源，并客观记录了上诉人获得该危险物品时的具体情境，是判断其主观状态的重要依据。”
公诉席上，李明远在电脑上点开录像，当看到农资店老板熟练地用旧饮料瓶分装农药，以及赵王氏购买时毫无防备的表情时，眉头微不可查地皱了一下。
这录像，确实是硬伤，直接指向了毒物的源头和获取过程中的疏忽。
有了这个证据，二审就有改判过失的空间！
张伟继续，声音依旧沉稳。
“第二组证据：江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《上诉人赵王氏认知能力评估报告》。”
他举起报告示意，简述了评估结论：赵王氏文化水平仅相当于小学二年级，信息闭塞，专项农药安全知识测试仅9分，远低于普通成年人认知水平线。
“这份评估报告，作为佐证，旨在说明上诉人对其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，缺乏必要的认知基础。”
李明远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些。认知评估报告？
这种东西在法庭上的证明力一向有限，属于软证据，但9分这个数字，确实有些扎眼。
配合录像来看，似乎在试图构建一种情有可原的氛围。
“第三组证据：赵家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《关于村民赵王氏日常行为及信息接触情况的说明》。”
张伟概述了说明内容：赵王氏基本不识字，无智能通讯设备，信息来源主要靠口头传播，且当地部分老年村民有用废弃容器盛装物品的习惯。
“这份村委会说明，同样作为佐证，进一步描绘了上诉人所处的客观生活环境和信息闭塞状态。”
“以上三组证据，以第一组监控录像为核心，第二、三组证据为辅助，”张伟提高音量，目光扫过全场，“共同指向一个核心事实：上诉人赵王氏，由于其自身认知局限，以及在特定情境下获得危险物品，导致其对涉案冰红茶瓶即使清洗仍可能残留致命农药这一关键风险，缺乏最基本的认知和预见能力。”
他站直身体，声音洪亮而清晰。
“其行为，更符合过失而非故意，是在一种无知者无畏的‘认知盲区’下发生的。”
张伟陈述完毕，静静地站在辩护席后。
法庭内，再次陷入一片死寂。
这份证据链，与他此前提出的“认知鸿沟”论点完美契合，直指案件的核心矛盾。
审判长坐在审判席上，手指轻轻叩击着桌面。
他的内心，此刻涌起一丝波澜，但更多的是审慎。
录像，是硬证据，确实动摇了主观故意的根基。
“认知鸿沟”的说法，有了一定支撑，但能否完全免除一个成年人的基本注意义务，法律上争议巨大。
过失致人死亡？或许！
无罪？几乎不可能！
他看向公诉席的李明远，对方紧皱的眉头已经说明了问题。
李明远紧盯着电脑屏幕上不断回放的监控画面，又飞快地翻阅着评估报告和村委会说明的电子版。
他经验丰富，瞬间就意识到这几份证据的份量。
监控录像，很麻烦，直接指向了过失。
但那两份软证据，认知报告和村委会说明，证明力有限！
一个成年人，对‘敌杀死’这种农药，岂能毫无风险认知？
无论文化程度多低，成年人对农药的基本危险性难道会完全没有概念吗？
“敌杀死”这个名字本身就带有警示意味！
更何况，后果是三人死亡！
如此严重的犯罪结果，岂是简单的“不知道”就能完全开脱的？
这些证据，特别是监控录像，可能会让法庭在量刑时有所倾向，甚至可能影响罪名认定，比如往过失犯罪方向偏。
但想凭这些就推翻“有罪”，尤其是彻底否定主观罪过...远远不够！
辩护人想得太简单了！
他必须在质证环节有力驳斥这些证据的证明力，特别是那两份软证据的过度解读，同时强调被告人作为成年人应有的基本注意义务，即便存在过失，其过失程度也需要严格认定！
直播间的弹幕，此刻已经彻底炸开了锅。
“卧槽！真的有监控！还拍到了买农药的画面？！”
“农资店也太黑了吧！拿饮料瓶装农药卖？这不害人吗！”
“那个认知评估报告是什么鬼？9分？这也能当证据？”
“不是吧？这就想脱罪？小学文化就能随便毒死人了吗？法律是摆设？”
“楼上别激动，听听法官怎么说，这证据确实有点……新颖，而且环环相扣啊！”
“感觉有点道理，又好像哪里不对……无知者无罪？这口子一开，以后怎么办？”
“但是监控和报告好像真的证明了，她可能真的不知道洗过的瓶子还有毒……”
“天哪，那三条人命就这么算了？！”
“这案子越来越复杂了！”
弹幕数量瞬间爆炸，屏幕几乎被刷屏，风向开始摇摆不定。
三江律师事务所，周明的办公室。
他靠在宽大的老板椅上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屏幕。
当张伟拿出监控录像时，他只是手指微动。
录像，确实是硬证据。
可以直接证明毒物来源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佐证赵王氏购买时的情境。
这确实可以冲击一下一审认定的“主观故意”的强度。
或许，能把“投放危险物质”往“过失致人死亡”的方向拉一拉。
量刑上，也许能从无期变成有期。
这已经是相当大的进展了。
但，后面那两份报告？
《认知能力评估》？
《日常行为说明》？
周明眉头微不可察地蹙起。
用这种东西来论证“认知鸿沟”，进而主张完全的“无罪”？
太想当然了。
司法实践中，主观故意的认定，固然要考虑行为人的认知水平，但绝不是简单地以“文化低”、“不懂法”、“不知道危险”就能完全推卸责任的。
尤其是在造成了三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下。
农药的危险性，对于一个成年人而言，哪怕是文化程度再低的农村妇女，也应当具备最最基本的风险意识。
“敌杀死”这个名字本身，就自带强烈的警示意味。
法院或许会酌情考量这些因素对量刑的影响，但想凭这两份“软证据”，就彻底否定其任何形式的罪过，直接推翻有罪认定，改判无罪？
周明在心里摇了摇头。
几乎不可能！
纵然是他这个红圈所的资深合伙人，就目前张伟出示的证据也没有丁点无罪辩护的把握！
张伟这个毛头小子能行？